宋庆龄在香港

1937年—1941年期间，宋庆龄以她崇高的声誉和威望，一直在香港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她在香港的四年，倾尽心力，向世界各国人民与海外侨胞宣传中国抗战的真相，呼吁他们积极援助中国。承担起沟通中国与世界，争取各国人民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这一特殊使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组建保盟，呼吁海内外各界人士援助中国抗战

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短短几个月内，北京、上海、南京相继失陷，上海的外国租界也成了一块“孤岛”，为了能够更好的开展全民族抗战的工作，宋庆龄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前往香港。

宋庆龄到达香港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等多次与她商讨如何开展救援工作的问题。经研究后认为：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取得最后胜利，需要成立一个救援团体，这个团体必须能够冲破蒋介石政府阻挠的民间组织；它能同国际友人、海外侨胞以及他们的救援机构进行联系和交往，并且成为捐赠者与中国抗战第一线军民之间的桥梁。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在香港正式成立，宋庆龄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保盟英文全称是China Defence League，以宣传抗战、争取外援为宗旨。在《保盟成立宣言》中向世界宣告：“保盟的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 1939年5月1日，宋庆龄在《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指出：“保卫中国同盟请你们援助中国，使之能够自助。我们有权这样要求你们，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而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新的、强大的和民主的中国，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

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克拉克、法朗斯、廖承志。

 

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

一方面，宋庆龄在香港本地开展义演、义映、义卖等多种救援活动，将救援物资和款项用到最需要救济的地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她指出：“保盟不是中立的，它在各地都帮助中国的战斗。尽管它的职能是纯救济性的，但它的救济用于最能加强中国人民的斗争的地方。”“在中国的最大部分的日军不是在前线上跟我们的国军作战，而是在徒费力气，镇压成千成万的、在所谓占领区内长成的游击队伍所组成的人民军队。”在宋庆龄的影响下，许多国际友人为保盟运送大量物资，巧妙地通过日军封锁线，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拦截和破坏，到达各根据地。宋庆龄后来评价：“这种支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宋庆龄还特别关心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儿童，多次发出救济战灾儿童的紧急呼吁，积极促成我国各阶层、各党派妇女团结合作，建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孤儿院，收容难民，闻名中外的延安洛杉矶保育院就是在她亲自关怀下由美国洛杉矶的华侨捐资兴建的。

 

1939年，宋庆龄与保盟中央委员法朗斯、克拉克一起，前往香港码头察看支援抗战物资的装运情况。

 

延安洛杉矶托儿所

另一方面，为了更有效的开展援助工作，宣传中国抗战的真相，宋庆龄领导的保盟编辑出版了各类宣传物20余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以中英文出版，目的在于让海外与保盟有联系的政治家、救援团体和关心中国的人们，及时了解抗战的真实情况，知道中国的急需，进一步用医药和救济物资支援中国。宋庆龄亲自为《保盟通讯》定下基调——坚持真实报道原则，加强团结抗日和民主进步；经常与编辑们共同研究，确定最需要援助的地区，并经常为《保盟通讯》撰写文章，分析形势和任务。

 

保卫中国同盟通过《保盟通讯》向海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成为援助者和被援助者之间的一座桥梁。曾经参加过保盟宣传工作的爱泼斯坦对宋庆龄有一个中肯的评价：“宋庆龄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没有这个特殊条件，它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它的内部工作——她自己总是什么工作都亲自参加——的气氛反映出她的作品和风格。”

二、支持中国工合工作，倡导“一碗饭运动”

1938年6月底，宋庆龄在香港见到艾黎并读到工合计划后，表示完全赞同。在宋庆龄的支持和促进下，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其宗旨是把后方的人力、物力动员组织起来，发展工业生产，支持长期抗战。

 

1939年，宋庆龄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香港讨论工业合作社运动。

工合开展之初，宋庆龄通过各种途径向国际友人和广大华侨阐述其性质和作用，并希望他们援助工合。宋庆龄通过广播演讲，向正在纽约召开的有5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世界青年大会介绍了中国工合运动：“工业合作社能够维持经济稳定，能够维持内地市场，避免乡村的紊乱与匪患，即令日本完全占领了我们一切的大都市。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定。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使日本对于站得城市丝毫无利可图。”

为了从海外筹募捐款和物资支援中国工合运动，宋庆龄团结国内外著名人士于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由于宋庆龄的声望和影响，该会一经成立就得到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广泛支持。美、英、菲、加、澳、新等国受到影响，纷纷成立工合运动委员会。路易·艾黎曾说：“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12月10日，她以中国工合香港推进社名誉社长的名义，作了《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演讲，指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生产者自身的运动，同时也是为生产者而发动的。若从社会和经济的立场上说，它是无价之宝……此外，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更可以销除东方劳力廉贱的传统陋弊。单此一点，便足裨益世界不浅。是的，这种运动不仅是有利于中国，实在是有利于全世界的。”“我相信在中国里面，再没有别种运动能够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更为应时和重要的了。因为它的目的是人类的复兴，经济的改进和培养民主教育。”

为支持中国工合的事业，宋庆龄及保盟多次在香港举行活动支持或宣传中国工合。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41年举行的“一碗饭运动”。7月1日，宋庆龄主持“一碗饭运动”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她说：“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10日开始，中央戏院连续放映表现华侨爱国献金运动的大型纪录片《一碗饭运动》。29日，《华商报》还编辑了《一碗饭运动特辑》，由何香凝题写刊头，文学、美术、戏剧、法律界名人纷纷发表文章、木刻、题词，号召人们积极参加“一碗饭运动”，为抗战救国出一份力。在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一碗饭运动”出售餐券和捐款的纯收入为22144.95港元和615元法币。英国赈华会香港分会将这笔善款凑足25000港元，全部捐给工合国际委员会。9月1日，在 “一碗饭运动”结束典礼上，何香凝致辞，她说：“希望能够从这一运动，唤醒全港的同胞、全国的同胞，以及全世界的人士，彻底地认清法西斯侵略者的罪恶，共同为反对法西斯而奋斗到底。”

 

1941年7月1日，保盟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

三、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妥协分裂

宋庆龄在香港从事抗日运动期间，始终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反对一切妥协分裂的行为。宋庆龄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进行持久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好保证。在《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中，她全面科学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地科学概念，指出：“‘民族’的意思就是说，全国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政党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它的目的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保卫我们共同的全民族独立。”

宋庆龄无情揭露汪精卫等人的卖国投降嘴脸。1938年10月，宋庆龄联合何香凝等六人致函国民政府予以抨击：“当广州弃守之日，汪精卫先生忽对路透社记者发表公开谈话，举国惶恐。今我政府既宣布抗战决策，则对于淆乱人心，影响抗战之言论，必当明令制止，并向国际否认；而主和分子，必当摒弃。”1939年11月11日，宋庆龄发表《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追述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和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的目标，痛斥汪精卫之流曲解孙中山的学说，号召真正实现三民主义。

宋庆龄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制造分裂的种种阴谋活动。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14日，宋庆龄立即与何香凝等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严厉谴责其破坏抗战、反共分裂的倒行逆施，呼吁“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1月18日，宋庆龄再次与何香凝等人通电蒋介石。要求“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为了反击那些分裂、妥协、倒退的逆流，宋庆龄1941年7月7日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题为《纪念七七四周年》一文，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抗战到底，而唯一使我们继续抵抗的条件也就是使抗战得以开始的同一条件，这就是：全民族的抗日团结。”文章还严厉批评了皖南事变的制造者干出这一“破坏内部团结主张妥协或投降”的勾当。同年10月，在纽约《亚细亚》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为纽约<亚细亚>杂志作》一文，认为：“在今天的具体情况中，国共之间的关系还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它们的合作就是团结的基础；它们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民族团结的危机。”她特别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名称并非偶然叫出来的，它是一个精确的、科学的和历史的名词。”

 

1941年1月14日，宋庆龄、何香凝等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他们发动“皖南事变”。

正是由于宋庆龄和保盟的多种形式的真实报道和正义呼声，使得广大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加深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有效地争取到他们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坚决地发对了民族投降主义和分裂主义，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1937年冬到1941年冬，宋庆龄在香港整整奋斗了四个春秋，在香港期间，她为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战架起友谊桥梁；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对中华民族从被欺侮、被侵略中迈向伟大复兴之路作出了独特贡献。曾经和宋庆龄并肩战斗过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评价宋庆龄时，称赞她是一位“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对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伟大女性”，这是十分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