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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晋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
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主任
张瑞革
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副主任
李雪英
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副主任
宋庆龄与何香凝,这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女性,在她们漫长且丰富的人生当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光是与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她们都出身于富庶之家,早年都求学海外,都放弃安稳舒适的生活,追随丈夫走上了颠沛流离的革命道路,她们都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都在美好的年华遭受失去丈夫的沉痛打击,又都毅然接过他们手中的旗帜,继续“勉承先志,竭力进行”,她们都是孙中山“三大政策”最忠诚的捍卫者和执行者,坚定不移地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无怨无悔奉献一生。
她们的关系,用当今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来形容,可称“闺蜜”,但又超越了密友、知己的普通内涵。她们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是生死与共的患难之交,是彼此牵挂的异姓亲人,而且这份情谊始终都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志同道合
宋庆龄与何香凝相识于东京。何香凝是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她的丈夫廖仲恺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宋庆龄自美国留学毕业后来到孙中山身边担任秘书。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婚后不久,宋庆龄见到了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自此,这两对伉俪就在异国他乡开始了革命友谊。
何香凝比宋庆龄年长15岁,她对宋庆龄既有尊重、欣赏,又有怜惜和疼爱。相似的家庭出身和早年经历,共同的追求和目标,使她们两人之间形成了志同道合的默契。
在追随孙中山革命之初,宋庆龄与何香凝主要在幕后承担辅助性工作。她们利用自身影响,动员妇女们参加革命工作。孙中山筹备北伐期间,宋庆龄与何香凝在广州组织了“出征军人慰劳会”。这是中国妇女界首次为劳军而组织的慰劳会。她们募集了十几万元,由何香凝亲自率领慰劳队到梧州慰问出征将士。
在陈炯明事件过程中,为人熟知的是宋庆龄冒死力劝孙中山先行撤离,少有人知的是,陈炯明在兵变前就诱捕了财政部长廖仲恺,妄图以控制孙中山“钱荷包”的办法破坏北伐。当时何香凝全然不顾自身安危,一心想尽快找到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下落,直到确认他们安全脱险后,她才拖着虚弱的病体,只身前往陈炯明处营救丈夫。在何香凝的意识里,确认孙中山夫妇的安危比营救丈夫更为迫切。
陈炯明事件只是宋庆龄与何香凝几十年革命历程中共同经历过的诸多生死考验之一。在这一事件当中,她们不约而同首先想到的都是“中国不能没有孙先生”,在国家命运面前,个人生死早已被她们置之度外。
患难与共
孙中山逝世前,把何香凝唤至身边,郑重地将宋庆龄托与她照顾,足见他对何香凝的信任。自此,何香凝终其一生不遗余力地践行着对中山先生的承诺。
孙中山逝世后,何香凝陪伴宋庆龄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她经常代表悲伤中的宋庆龄接见来访者,先是在北京协助宋庆龄处理丧葬事宜,一个月后又陪宋庆龄南下上海,此后又同去南京紫金山勘察孙中山墓地。她将宋庆龄隆重推于台前,在一次集会中她讲到:“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她推荐宋庆龄担任妇女部长、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支持宋庆龄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用自己的影响力助宋庆龄走上政坛。
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指使的恶徒暗杀。身在上海的宋庆龄惊闻噩耗,第一时间向何香凝发送唁电致以慰问。廖仲恺逝世后,宋庆龄曾经专门致信广州政府,要求给予何香凝与自己同等的抚恤金。多年以后,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曾提及此事:“你的父亲被反对派暗杀时,我曾从上海去信广东,说他的家人应得到与我同样的待遇。我弟弟(即宋子文)写信告诉我,国民党下令给她(指何香凝)五万广东省币抚恤金,与我得到的数目相同。”虽然再多的金钱也无法减轻何香凝失去丈夫的痛苦,但至少在生活上解决了她们母子(女)3人的后顾之忧,而比金钱更为重要的是宋庆龄设身处地为她着想的这份珍贵情谊。
宋庆龄与何香凝在彼此最艰难的时期,给予了对方远超亲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她们更能对彼此的痛苦如此感同身受,也没有人像她们一样继承孙中山、廖仲恺的未竟事业能如此坚定决绝。
彼此牵挂
1930年宋庆龄旅居德国期间,何香凝专程由法国前往柏林探望,异国相聚的时光格外愉悦:她们一同参观游览,一同讨论中国革命形势,回忆在日本时的艰难岁月、回顾共同的斗争历程。出门时,宋庆龄总会替何香凝梳梳头发,理理围巾,像姐妹一样亲密。期间何香凝绘赠《菊石图》给宋庆龄,画上题诗:
唯菊与石,品质高洁;
唯石与菊,天生硬骨。
悠悠清泉,娟娟明月;
唯菊与石,品质高洁。
图与诗既是对宋庆龄高洁品格的赞颂,也是何香凝的自勉和坚守,更象征了两人牢固的友谊。
香港沦陷后宋庆龄去重庆继续开展保盟工作,何香凝辗转于粤桂间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一别就是8年。在此期间,宋庆龄十分牵挂远在广西的何香凝,经常通过廖梦醒了解她的情况,并对其家属给予了最大的关心和照顾。
与此同时,何香凝也在牵挂着宋庆龄,她得知宋庆龄有手痛毛病后,写信给女儿廖梦醒,详细交代治疗手痛的方子:“ ……闻叔婆(指宋庆龄)有病,如见面时代为问候。风湿手痛要穿长袖衫,用蒜头二两、录油皮(粤语音译,即柚子皮)大半个煲水。先用热水烟(熏)患处,后以该热水洗,但不可湿指甲,并饮些蒜头水。”每一个环节都细细叮嘱,对老朋友的惦念和牵挂之情跃然纸上,令人动容。
新中国成立前,宋庆龄和何香凝应邀北上,她们再度相聚,在花甲、古稀的年纪继续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忘我工作。
1972年9月1日,何香凝逝世。失去并肩战斗60年的老朋友使宋庆龄的心情久久都不能平复。在此后的一个多月内,她接连写信给廖梦醒,一再地向她诉说自己的痛苦和思念:
“虽然你亲爱的母亲已经活过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但她的去世仍使我们深深地哀痛。不过她不会再有痛楚,也不会再失望了,因此你也不要太伤心以致影响自己的健康。”
“追悼会上我分不清你们家族的人。我的眼睛充满泪水,尽管你亲爱的母亲活得很长寿,但看见她离开我们,对我来说仍然是很大的痛苦。”
作家罗曼·罗兰形容宋庆龄:“外表是一朵柔美的花,内心却是一头力图冲破罗网的雄狮。”中国书画界将何香凝赞誉为“兼具寒梅性格与猛虎精神”。两句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对伟大的闺蜜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写下了世间最动人的“菊石”之谊,用一生的行动诠释了最高意义上的“闺蜜”情。
她们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与党在一起的革命精神、永远把人民放在心上的家国情怀,值得后世永远学习和缅怀。
(撰文:张净,本文转载自《今日宋会》)